明朝学者考证建于晋宋齐梁间

    其实，古代先贤也曾对白雀寺进行过考证。明万历三十九年（1611年），陕西延安府同知、宝丰学者白鋐撰写碑文《重修伽蓝殿记  宝丰县白雀寺考》。白鋐的《白雀寺考》载：“今佛殿前后所存者止大齐天保四年及十年两碣耳，夫天保纪元乃北齐高洋之年号也。历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元……世代辽远，风雨摧凌，龛中俱无完佛，石上字难识认。”“若此处者正比元魏地也，则此寺必建于晋、宋、齐、梁间无疑也。”白鋐的考证，由于资料不足，没有判定白雀寺建寺的具体年代，只是给出了一个“晋宋齐梁”的大体范围，就是公元265年至公元557年之间的300多年中。他提供的依据只是北齐天保四年（553年）、十年（559年）的两通碑刻，再往前没有确切的证据，所以，白鋐的考证难以具体明确。

    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建寺说出于《白雀寺的由来》一文

    在当代的考证结论中，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建寺说，出于《白雀寺的由来》一文。文中提供的考证依据：一是清嘉庆《宝丰县志·金石志》所载北魏永平四年（511年）、北齐武平四年（573年）两通造像残碑。二是清道光《宝丰县志》述“寺内现存最早的碑碣为北齐天保四年、十年两碣。”三是引用白鋐《白雀寺考》“若此处者正比元魏地也，则此寺必建于晋、宋、齐、梁间无疑也。”并据此认为“白雀寺就是在公元265年至公元573年间创建。”笔者查阅清嘉庆《宝丰县志·金石志》，除了北魏永平四年造像碑，尚有北齐3通造像碑，其中1通无年月，其余两通都是北齐武平四年造像碑。就是说，武平四年造像碑是两通，不是一通。清道光《宝丰县志·金石志》记载北齐3通造像碑，和嘉庆志相同，只是有目无文，但没有天保两碑。所谓天保四年、十年两碑，只是从白鋐文中引用来的。作者引用资料有些混乱，文章论证也比较混乱。这一说把白雀寺建寺年代前推到东汉，当是与白鋐考证妙善身世时，论及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儿子楚王刘英有关。白雀寺建于东汉至南北朝时期说，具体时间在公元25年至公元580年，不说北魏永平四年以前缺乏具体证据，就是555年这么宽泛的时间范围，这个结论也似乎是大而不当。

    白雀寺建于白雀年间说缺乏历史依据

    白雀寺建于白雀年间说，见于《平顶山历史名胜》书中的《白雀寺》一文。文载：“白雀寺始建于后秦姚苌白雀年间（公元384—385年）。”“白雀寺历史悠久，自后秦至今，历北朝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已有一千六百余年。”“白雀寺文物丰富，据记载有北魏永平、北齐武平年间造像碑；北齐天保四年、十年两碑碣。明代宝丰学者、曾任陕西延安府同知的白鋐撰有《白雀寺考》，考证辨析白雀寺的来龙去脉甚详。”

现在要说白雀寺建于后秦姚苌白雀年间，也是缺乏历史依据的。后秦立国前后32年。公元384年姚苌自立为秦王，年号白雀，公元386年入长安城始即皇帝位，改元建初，至公元393年死，为王2年，称帝8年。在姚苌称王称帝的10年中，始终在陕西和甘肃东部与前秦、西秦、前燕、西燕打得不可开交，疆域从没有超出陕西一带。而中原河南（主要是黄河以南）地区，公元384年即被东晋占领，直到公元397年，后秦才占据中原。公元384年河南一带属于东晋领土，所使用的是晋孝武帝太元年号，即便那一年姚苌当上秦王，使用白雀的年号，两地相距遥远，父城人哪能很快就知道姚苌的白雀年号，将新建寺院命名为白雀寺？况且不是皇帝的年号，只是一个地方王的年号，使用时间也只有短短的两年。所以，白雀寺建于后秦姚苌白雀年间，不符合社会常识，只是一种凭空想象。

    北魏至隋朝建立白雀寺说依然不够准确

    北魏至隋朝建立白雀寺说，出于《宝丰文史资料》的《香山寺与白雀寺考证》一文。此文述及香山寺、白雀寺两寺的历史，比较长，现将文中述及白雀寺建寺年代的资料予以引录：“白雀寺创始于何时？据明人白鋐《白雀寺考》称：‘魏高祖专尚释氏，远近成风，无不事佛，比及延昌（公元512—515年），州郡共一万三千余寺……若此处者，正元魏地也，则寺之建，必在晋、宋、齐、梁无疑矣。且秦姚苌以白雀纪元，其子姚兴奉事番僧鸠摩罗什最至，又安知不以白雀名寺乎！’又‘今佛殿前后所存者止大齐天保四年及十年两碣耳。世代辽远……石上字难识认’。清乾隆时学者李宏志《桥水文集·重修白雀寺殿记》称：‘北齐天保四年、十年两碣现存，计邑境佛寺，无有先于此者矣’。再据嘉庆《宝丰县志》载：白雀寺尚存两块造像碑，一块纪年为‘北魏永平四年四月八日’，一块为‘武平四年二月’，另外唐代裴孝源《画史》称‘展画汝州白雀寺’。展画者董姓，隋代汝南人，字伯仁，以才艺称，尤长于画。据上引文献提供的线索看，说白雀寺创始于隋代，是有明文记载的，把它创建提前到更早的北魏永平、延昌间，也有旁证，同样是可信的。”此说把清嘉庆《宝丰县志》所录北魏、北齐造像碑资料全部罗列出来，引用了白鋐和李宏志两文中的有关资料，以及隋代董伯仁在白雀寺作画的历史记载。在做结论上，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，可谓实事求是。对白鋐所说“（白雀）寺之建，必在晋、宋、齐、梁无疑矣。且秦姚苌以白雀纪元，其子姚兴奉事番僧鸠摩罗什最至，又安知不以白雀名寺乎！”也没有顺杆子爬，作“东汉”或“后秦姚苌白雀年间建”的结论，从做学问上来说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遗憾的是，作者查阅资料范围小了一些，北魏以前的有关资料没有看到，所下结论依然不够准确。

    从《汉画像》碑窥得历史

    明代的白鋐、清代的李宏志，虽然都是著名文人，但毕竟不是考据家，包括清嘉庆《宝丰县志》编纂人员，对白雀寺的文物遗迹考察不细，认识不够，把有些很重要的实物证据漏掉了。据台湾新文丰公司编辑出版的《石刻史料新编》二十八《目录题跋类》所收清代吴式芬撰《金石汇目新编·分编》卷九之四《汝州·宝丰县》载：“《汉画像》，无题字，凡八石，城东四十里白雀寺大殿前；后（北）魏鲁国畴造浮图记》，正书，永平四年四月，白雀寺殿前砌为台阶；《东魏造像残碑》，八分书，武定三年（公元545年）正月，白雀寺东院。”清代吴式芬的记载，除了新发现的两通北魏、东魏碑刻外，最重要的发现是白雀寺大殿前有8通《汉画像》石碑。这8通《汉画像》碑是西汉或东汉的，已经无法判断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即在汉代最少是在东汉，白雀寺所在地就是一处重要建筑，这8通《汉画像》碑即是古建筑的遗物。

    据《高僧传》卷四《义解一·竺法潜传》载：“法潜，字法琛，姓王，琅琊人，晋丞相王敦之弟。年十八出家，事中州刘元真为师。至年二十四，讲《法华》、《大品》，既蕴深解，能善说，故观风味道者，常数盈五百。西晋永嘉初（公元308年前后）避乱过江。”竺法潜的老师刘元真是颍川郡父城人，西晋初随敦煌高僧竺法护在长安、洛阳学法多年。晋武帝太康七年（公元286年），竺法护在洛阳译出《法华经》，随即开始讲授。太康末至惠帝元康元年（公元289—291年），刘元真携《法华经》抄本回到父城，先重修了香山上支法度创建的香山精舍，改名为香山菩萨寺，简称香山寺。随后，又在父城西古建筑遗址上创建寺院，将《汉画像》碑置于佛殿前。世传父城楚庄王古宅有异槐一株，枝节状如龙形，其叶状如龙爪，每遇丰年，必有瑞鸟白雀巢于古槐之上，寺因以名，以志双美。明成化年间宝丰县学教谕曹珎诵宝丰八景，“白雀异槐”为八景之一。

    宝丰白雀寺建于公元290年前后，在白鋐所论西晋范围内。但这个考证结论不是凭空想象的，是在历史资料、汉代文物和古建筑遗址基础上形成的，具有确切的文字资料和实物证据。（任学）